毕沅之辑刻《关中金石记》，有以下几方面特色：其一，搜罗繁富。关中作为三代、秦汉、隋唐都会之地，吉金贞石之富，甲于海内。然自唐肃宗乾元中京师坏钟像私铸小钱，唐武宗会昌中李都彦以钟铎纳巡院充鼓铸用，以及宋姜遵知永兴军时，太后诏营浮图，毁汉唐碑碣以代砖甓，关中之金石，日渐亡佚。北宋神宗元丰中，虽有北平田概撰为《京兆金石录》六卷，然仅限于京兆一路，他付阙如；且其书不传，惟见于陈氏《宝刻丛编》之所引。此一局面，显然难于揭示关中丰厚的文化底蕴。有鉴于此，毕沅历官所至，广为搜讨，凡关内、山南、河西、陇右，编摩翻拓，悉著于录。七百九十七通之富，虽不能尽，却已洋洋大观，故钱大昕称：“雍凉之奇秀，萃于是矣。”[53]
其二，考订详慎。较之田概《京兆金石录》仅纪撰书姓名、年月，而无考证之益，毕沅是书，则为之沿波讨源，考经证史，辨析疑似。钱大昕尝称：“公又以政事之暇，钩稽经史，决擿异同，条举而件系之。正六书偏旁，以纠冰英之谬；桉《禹贡》古义而求汉漾之源。表河伯之故祠，䌷道经之善本，以及三藏五灯之秘、七音九弄之根，偶举一隅，都超凡谛。自非多学而识，何以臻此！”[54]卢文弨曰：“考正史传，辨析点画，以视洪、赵诸人，殆又过之。”[55]钱坫曰：“巡抚公监兹放失，欲永其传，讲政之暇，日采集焉。又用真知，条证肆考，傅合别否，务得故实。取其片羽，可用为仪，盖菿然于洪、薛、欧、赵之上矣。”[56]孙星衍亦论之曰：“重光之岁，月移且相，武橐有缄，嘉禾告瑞。公始从容晨暮，校理旧文，考厥异同，编诸韦册。且夫欧、赵之书，徒订其条目；洪都之著，弟详其年代。公证古之学，奄有征南，博闻之才，通知荀勖，此之造述，力越前修。谈经则马、郑之微，辨字则杨、杜之正，论史则知几之邃，察地则道元之神，旁及《九章》，渊通《内典》，承天谱系之学，神珙字母之传，固已夺安石之碎金，惊君苗以焚砚。君子多乎？于公未也。”[57]以上诸家所言，已清楚地揭示出毕沅是书的学术价值。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自宋以来，谈金石刻者有两家，或考稽史传，证事迹之异同；或研讨书法，辨源流之升降”[58]，毕沅之书，可谓兼得两家之长。
其三，有裨实用。毕沅不仅能抉发金石之源流，考订其是非，更为有意义的是，他还将此用之于现实。洪亮吉尝揭示此一意向曰：“巡抚毕公再涖陕西，前又两摄兰州之节，凡自潼关以西，玉门以东，其道路险易，川渠通塞，及郡县之兴废，祠庙之存否，莫不画然若萃诸掌，今记中所散见是也。夫欧、赵、洪、薛之撰集金石，仅藉以考古，而公则因以兴灌溉之利，通山谷之邃，修明疆界，釐正祀典。既非若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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