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以上通达之见，毕沅一反李焘避司马光之嫌而谦称其书为《资治通鉴长编》，认为“班《书》而后，范、沈、萧、李所为纪传，其文虽去班《书》远甚，未尝谦避而不敢名‘书’，人不以为僭也；则马《鉴》而后，续者似可不以《通鉴》为讳”，故不取邵晋涵“宋元事鉴”、章学诚“宋元文鉴”之建议，而直名其书曰《续资治通鉴》。至于司马光“臣光曰”、徐乾学“臣乾学”之体例，在毕沅看来，“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开后学所未闻，而漫为颂尧非桀，老生常谈，或有意骋奇，转入迂僻，……斯为赘也”[97]，因付之缺如。凡上所述，大略可体现出毕沅主持纂辑《续资治通鉴》的取舍和意向，而是书之意义，亦可由此窥其一斑。[98] 

    莫友芝在《修补毕氏续资治通鉴刊板跋》中称：“逮秋帆尚书际四库告成明备之余，得因徐氏旧编，罗放失，翦榛芜，又有史家宿学王西庄、钱竹汀、邵二云诸老辈，为之质证往复，以成定本。虽纪四百年事，较温公纪千数百年者，卷帙遂有三之二，犹启后来议端，续温公书诚不易易。然其缜密详赡，在二代编年家，固未能或之先也。”[99]洵可谓平情之论。 

    钱大昕为毕沅作墓志铭尝曰：“性好著书，虽官至极品，铅椠未尝去手。谓经义当宗汉儒，故有《传经表》之作。谓文字当宗许氏，故有《经典文字辨正书》及《音同义异辨》之作。谓编年之史，莫善于涑水，续之者有薛、王、徐三家，徐虽优于薛、王，而所见书籍犹未备，且不无详南略北之病。乃博稽群书，考证正史，手自裁定，始宋讫元，为《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别为《考异》附于本条之下，凡四易稿而成。谓史学当究流别，故有《史籍考》之作。谓史学必通地理，故于《山海经》、《晋书·地理志》皆有校注，又有《关中胜迹图记》、《西安府志》之作。谓金石可证经史，宦迹所至，搜罗尤博，有《关中》、《中州》、《山左金石记》。”[100]此一概括，揭示出了毕沅一生的学术取向和成就所在。而毕沅学术取向的确立，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则为当时经史考证主流地位的确立，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