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更可指出的是，章学诚每以史学义例、褒贬自任、自高，亦每欲以己之所学讥弹洪、孙，但章学诚之史学却并不为当时学人所认可。这不能不引起他对他人的批判，除了以较为委婉的“规劝”形式提出商榷外，有意无意间流露出的“影射”，则成了其发泄心中郁闷的途径。[95]以洪亮吉、孙星衍诸人得以参与《续资治通鉴》的前期纂辑工作，而章学诚既曾衔恨于洪亮吉，又其于洪、孙论学之不合，因此而生发怨气，以致于闪烁其辞地发为“某客”、“宾客初定之本”之说，是很有可能的。
通过以上钩稽，我们可否得出如下认识：章学诚所称“某客”，乃影射洪亮吉；冯集梧刻本即系经洪亮吉、孙星衍诸人初定，而经邵晋涵更正、钱大昕增补之本，而章学诚所说邵本不可访则系推测之言。至于该书卷数问题，很大的可能性是章学诚代毕沅致书钱大昕后，增补了《目录》及钱大昕补撰之《举要历》。此一认识能否成立，尚需学界同仁做进一步地衡定。
尽管因章学诚之言，《续资治通鉴》被蒙上了一层“疑团”，但该书的价值则是应予肯定的。较之前此陈桱、王宗沐、薛应旂、徐乾学诸家所续之书，毕沅主持纂辑的《续资治通鉴》，不惟在文献依据方面有了大大的超越，而且其篇幅之繁富和考订之详审，亦非前此诸家所可比拟。[96]此外，是书之于家法、裁断，亦有所发明。
在《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中，章学诚代毕沅畅发该书之取向和价值道：
按司马氏书，于南北朝之争相雄长，五代十国之角掎鼎峙，其详略分合，本于《左
氏春秋》之详齐鲁。而陈、王、薛三家，纷纷续宋元事，乃于辽、金正史束而不观，
仅据宋人纪事之书，略及辽、金继世年月，其为荒陋，不待言矣。徐昆山书最为晚出，
一时相与同功如万甬东、阎太原、胡德清诸君，又皆深于史事，宜若可以为定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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