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学术转型整体萌发过程中所发生的诸多现象，如科举的改革，八股的废除，西学的提倡、学堂的兴办，群学的倡导、学会的活跃，奖励发明创造政策的制定，留学的体制化，报刊学报的涌现等等，都无不与此种“尚学”的“学战”观念直接相关。它将学术的变革、发展与救亡的时代使命紧密结合起来，强有力地引发了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启动。作为一种深沉的救亡思潮，“学战”观念起源于戊戌，历经辛亥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五四，影响深远，实际上构成了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最为鲜明且持续不断的动力之一，也是我们认知这一历史阶段学术变革及其特征的一根主线。56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未尝不是此种思潮的一种延续和放大。
陈平原先生曾强调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是戊戌和五四两代学者的“共谋”之果，这的确有其道理。20世纪上叶中国学术界最具有转型期代表性的大学者，好些在戊戌时期都已经开始活跃起来，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章太炎、罗振玉等，无不如此——这也可以说此期中国学术转型整体萌发的标志之一。但我们以为，或许更为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将清末民初的学术转型视为戊戌—辛亥—五四三个阶段学者共同促成的结果。就这几个阶段学术界的代表性学者来说，除康有为、谭嗣同之外，其他人的主要学术成就都是在20世纪初年即通常所谓辛亥革命时期或以后才取得的。王国维、刘师培等大学者的活跃，就是从辛亥革命时期才开始。在戊戌时期王氏只不过是《时务报》的一名校对员而已。因此我们以为，将辛亥革命时期才活跃起来的学者笼统处理在“戊戌——五四两代学者”的概括中，恐怕还不尽妥当，尽管他们在促成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彼此之间具有明显的前后延续性——包括承袭着“学战”思潮这一不竭的学术转型之动力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萌发是在戊戌时期，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或轻视戊戌以前中国学术带有“现代性”的某些转变因子。恰恰相反，戊戌时期中国学术之所以能够形成整体萌发的条件，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之一，也正是建立在此之前因西学传入后所导致的一系列学术变革的基础之上的。西学传入并与传统学术互相作用的过程，开始于明末清初。近代意义的西学也从嘉道咸年间开始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有的学科如中国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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