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当然也有来自传统学术文化自身的动力因素。实际上，“学战”思潮本身就与19世纪初以来中国士大夫日益强烈的经世致用传统紧密相关，而诸子学等在晚清的复兴，更是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传统与西学融合后促进学术现代转型的复杂进路。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更加看重西方的侵略所带来的民族危机和西学的传播所形成的示范效应之冲击影响力，这种复合影响经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最终引发“学战”观念，从而加速地推动着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在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现代性的形成，最初往往都不得不依赖外来的影响。学术转型也不例外。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转型除了直接的西学因素外，来自日本的影响也极其重要。这不仅包括日本残暴侵华所引发的民族危机，以及日本学习西方得以迅速强大的反面强烈刺激作用，也包括日本的现代型学术大规模输入的客观影响。过去，学术界习惯于将日本的影响称之为“西学从东方涌来”，这虽不无道理，但多少还是有所忽视日本现代学术的独特性方面。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有人自觉地使用“东学”的名义，并在思想文化研究的一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58但深入揭示日本与中国学术现代转型关系的系统专论，迄今尚不曾问世。实则从学术机构模式的形成，教育章程的制定、各门学科教科书的编撰、学术词典和术语的流行、重要思潮的传播，新式学者的养成等许多方面，日本都对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而这一影响，就整体效应而言，正是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的，清末十年延而续之，不过规模更大。就日本因素的影响力度及其持续性而言，认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整体萌发于戊戌，也当是合适的。

由“学战”思潮强力推动的学术加速转型，一开始来势迅疾，但其过于强烈的*功利性及其在清末的延续，同时也给这一转型带来不利的方面。除了学术自身的独立品格因此受到影响外，学者缺乏真正内在持续的学术热忱，也常常导致学业的废弛。另外，缺乏足够的现代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和学术发展自身的动力和知识的累积，这种转型的水准也不得不受到应有的限制。这也是戊戌时期学术转型整体萌发时就已经遗留下来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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