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训令内容包括针对清朝对俄中贸易所提问题所做的有关对策，[30]说明俄国收到了清廷于1717年针对古夏特尼科夫和伊万诺夫商队所发的限制通商的咨文。伊兹麦伊洛夫使团应是因此而被派遣赴京的。 

    第三，训令中对于解决边境问题依然没有做任何指示，这与俄国希望尽快解决通商问题的迫切态度是不相称的。 

为了达到恢复通商的目的，俄国在宫廷礼仪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顾忌与让步。训令里写道：“为了避免发生任何争执，特谕令在致博格德汗的国书中写上博格德汗的御名和称号，而（沙皇）自己则只签自己的御名”，还“谕令称（博格德）汗为陛下，虽然从前是称为殿下。”[31]通常列举甚多的沙皇头衔却有意压缩为简单的教名。而且，训令中还指出如中国政府坚持按其本国礼仪，伊兹麦伊洛夫应予让步，“不要为觐见的礼仪问题与中国人争执不休”。[32]   

俄国此次的姿态不可谓不低，让步不可谓不大，但令人奇怪的是，它对清廷最关心的边境问题却未作丝毫表示。 

据日本学者柳泽明研究，“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俄国政府收到这三份咨文的任何文献记载”，“这或许是由于当时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等人被替换和审讯，造成俄国行政的某种混乱状况”。[33]如果这种推断可靠的话，那么俄方并未收到清廷提议解决喀尔喀边界事宜的咨文，也就可以解释俄国在对使团的训令中为什么只字未提边境问题了。因此，由于双方在解决问题的意图上存在着重大分歧，此次谈判的失败也就成为必然。 

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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