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理藩院于十二月四日（1721年1月1日）做出如下答复：“我们现在才知道贵使臣把贵国的商业当作是一件大事…… 贵使臣所提之事与以往来华历届使臣有很大的不同”， [35]对签订通商条约一事并不作答。 

十二月十四日（1721年1月11日）理藩院首次提出要讨论边境问题，并要求引渡逃到俄国的700名巴尔虎部民时，伊兹麦伊洛夫表示，他并未被授权处理逃亡问题。于是，清廷正式向他提交咨文：明确表明外逃问题和通商问题在清廷心目中的轻重缓急，“通商事小，今我属民逃亡尔皇帝陛下处，恐酿战端。尔乃特命公使，讵称非系尔任？……此等逋逃者搜出之前，通商之事难以协议”。[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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