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1722年10月1日),理藩院又派员外郎刘申保前往楚库柏兴补占柱之任,继续督办逃人之事。[39]
然而,俄国政府仍搁置此事逾年。同时清廷又得知,俄国已同准噶尔首领策旺互遣使团。对此问题异常敏感的清朝立即向郎喀查询此事。因此,清廷从康熙六十年(1722年)三月下令从库伦驱逐俄国私商,到该年四月正式通知郎喀“由于俄方迟迟不交还中国的逃人,而且对博格德汗从前嘱托使臣伊兹麦伊洛夫向上呈报有关边界一事至今未予圆满答复,因此博格德汗打算从现在起中止与俄国的一切公文往来和贸易活动”[40]的这一系列举措,无不说明清廷对于伊兹麦伊洛夫和郎喀的承诺丧失了信心。
郎喀获准留驻北京,曾是伊兹麦伊洛夫使团所取得的成果之一,也是清朝愿意与俄国进入谈判轨道以消除两国关系危机的一种姿态,它在两国外交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这是两国第一次通过俄国驻北京代表,实即“领事”,展开的直接的外交对话。虽然这次对话以失败而告终,郎喀本人也被驱逐出京,两国关系危机进一步升级,但郎喀的结局使得困扰中俄两国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喻为黎明前的黑暗似不为过。
(四)危机的解决——《恰克图条约》的签订
郎喀被逐后,清廷并没有放弃争取解决逃人和边界问题的一贯努力,仍多次派员赴边界地区敦促俄方予以解决。在清廷的一再坚持下,俄国政府也终于意识到,“中国人与俄国断绝往来和贸易,并将商务代表兰格(即郎喀)和俄国商人驱逐出境,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没有交还他们所要求的七百名逃人和在蒙古地区至今未划定边界…… 为此可以考虑,在上述一些对中国人来说似乎甚为重要的问题上,现在有必要作出全面的规定,并对执行使命时预料中国方面将要提出的一切难题拿定主意…… 应该委派一位官阶显贵的人士前往中国,而命兰格作其助手,以兹协助。”[41] 俄国外务委员会的这一决定,标志着中俄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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