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已赶造西伯利亚铁路,劝我造路,与彼接连,两收通商调兵之利。述之再四,但仅作为私论,未有明文。
不久,沙俄政府在得到清廷“愿自造铁路,与俄路在交界相接”的消息之后,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亲自接见许景澄。据许在致中国总理衙门的报告说:
(罗拔诺夫)深谢中国相告,现俟铁路会工员勘定何地分路至华界,再行通知。
维特和罗拔诺夫二人合演的双簧逼真之极,使许景澄觉得沙俄政府“似无他意”,被其葫芦里的*药*了。
实际上,维特等人深知,清廷自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负债累累,既无财力也无技术修筑铁路。当时中国关内的铁路“仅至山海关而止,而关外尚未通行”,以此情景,与俄“接路”岂非天方夜谭!维特要中国造铁路,实质上是要掩盖以下俄国国内日益嚣张的向中国“借地”的气氛,以平息国际舆论的不满情绪,同时伺机再向中国“借地”修路。
事实上,俄国国内自《新时代》鼓吹向中国“借地”修路后,新闻舆论更是有增无已,许多外国通讯社(如英国路透社)纷纷予以报道。1896年6月李鸿章访俄时发回的二则电讯就说明了这一问题。电文中说:
路透十六来电:风闻现在俄廷代中国在法国巴黎借国债一千七百万金镑,俄廷作为保证。因中廷允准俄廷新造铁路,路经满洲,所以俄廷力图酬报云。
路透电:俄京流言,云俄国倡议借与中国国债,以为俄国将来可以干预中国内政起见,若谓其求通铁道,并无是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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