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大学士马尔赛等谕道：“向因西洋人通晓历法，是以资其推算修造，留住京师。后因其人来者渐多，遂潜住各省，诵经传教，煽惑人心，而内地不肖之人，无知之辈，往往入其教中，妄行生事，渐为民风之害。是以原任总督满保奏请，将各省西洋人或送至京师，或遣回澳门，其所有天主堂悉改为别用。经礼部两次议复，将各省西洋人准其居住广州省城，但不许行教生事，其天主堂改为别用。朕曾降旨，伊等乃外国之人，在各省居住年久，今令搬移，恐地方之人混行扰累，著给与半年或数月之限令，沿途委官照看。此雍正二年之事也。今已数载，各地方中不应复有留住之西洋人矣。近闻外省府县中竟尚有潜藏居住者，本地无赖之人相与往来，私从其教。恐久之湔染益深，甚有关于风俗。此系奉旨禁约之事，而有司漫不经心，督抚亦不查问。朕若明降谕旨，则失察之官甚众，于督抚皆有干系。尔等可密寄信与督抚知之。”[65] 于是，大学士遵旨寄送密信，各省督抚奉命严查。
雍正七年九月十九日，山东巡抚费金吾奏报：“（皇上密降谕旨），臣遵奉之下，随用钉封密札飞谕各府州县加意密查，复遴委诚实干员分头密访。”[66] 结果，查出了两件事。
一是济南府历城县原有西洋人南怀德等已于雍正二年间进京，所遗天主堂两所，一改为育婴堂，一改为义学。此外尚有房屋8间，坟地7亩。当雍正二年奉旨之时，地方官因部文内只有天主堂改为公所之语，其天主堂以外之房产部文未经指明，遂不敢一并改为公用。以致西洋人暗中托人管理，每年潜收租息。
二是东昌府临清州原有西洋人康和子于雍正二年进京，所遗天主堂已改为公所。但尚有房屋37间，地4顷92亩，亦由西洋人暗中托人管理，每年潜收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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