铎泽也险遭逮捕。据他的书信记载：有人来告诉我，襄阳官府要搜查所有天主教徒的家。“他们怀疑有个欧洲人躲藏在那里。我听了马上准备到河南去。官府搜了一个姓丁（Ting ）的人家。四天前，我在他家住过，他还想留我多住几天。如果我留下了，这次肯定就会被发现。” １７２９年１１月２８日，我收到京城教士的来信。“巴多明神父告诉我，一个满族官员向皇帝奏本指控基督徒们，其中包括一些欧洲人*各省，藏匿在信徒家中。皇帝下旨地方官搜查。”他建议我撤到广州或澳门去。于是，“１７３０年１月２１日，我到了广州。”[71]
在这次清查行动中，广东的问题最为严重。雍正十年（1732年）六月，广东巡抚鄂弥达上了一道奏折，详细汇报了广东省城天主教暗中流传的情况，列举了各教堂所在地及堂主，入教人数等。其文过繁，陈垣先生改列为表，使我们可以一目了然。[72]
从表中看来，禁教之后，天主教仍在暗中流行。仅广州一城就有教堂16处，教徒近2万人。这个情况引起了广东当局的高度重视。六月二十七日，广东督抚发布文告，明确指出：“各处设有天主堂向为西洋人居住，后因开堂设教，煽惑愚民，经原任闽浙督臣满保题请，尽着回国。蒙皇上怀柔远人，暂听在广居住。随奉部行，不许伊等各处行走及招人行教诵经，如不安分，听地方官逐回。今方玉章等不守法度，开堂设教，日增月盛，甚为贻害地方，合行驱逐，移住澳门。限三日内起身，倘有不遵，务令地方文武严拿。”同时，他们又令广州知府会同广州城守副将，派委弁兵衙役，催促方玉章等起程。随后，他们将方玉章等西方传教士从广州驱往澳门，“其归教人等概免深求”，并将“所有逐去情由密行缮折奏闻”。[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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