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则“常恶群臣之耻事清国者”,并借机责难“疏章之不书大年号者乃敢捧入,难免不察之失也。”[55]而以前朝鲜臣下的疏章是可以“只书六甲,不用崇德、顺治年号”的。这意味着朝鲜也已将自己的心态调整到以传统的方法去臣事清朝。此后虽仍出现一些纠葛,但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始终平稳地迈向了传统宗藩关系的老路。
三、多尔衮执政后期的朝鲜事务
对于多尔衮执政后期是否有篡权夺位的企图,学术界有不同说法。从多尔衮最后几年对朝鲜事务的处理来看,僭越自大、用权自专的倾向是明显的,专横自大且脾气急躁的多尔衮在最后几年的执政生涯中,在朝鲜事务上打上了自己鲜明的烙印。
执政之初的多尔衮还是比较理性的,顺治元年(1644),护送朝鲜世子东返的清朝将官交给朝鲜国王的第一份“敕书”是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同署的,其书曰:“摄政亲王致书于朝鲜国王:曩者先帝在时,藩王有馈遗于诸王者,则必奏知而受之。今皇上幼冲,一应政务,皆予等摄之。予等事幼主摄国政,而受外藩之馈,殊觉不宜。自今以后,贵国无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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