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使团公开的使命是查勘，向朝鲜王廷问罪，罪名有：“专谢册封，不谢吊祭”，“不专疏谢恩，兼乏谢献之仪”；“皇叔摄政王赠馈，亦不曾有谢恩本章，虽具有礼物，而单上不书皇叔父摄王”；“岁币等物，国王必欲尽心，而使臣敢以木花不实为言，欲退其期限”；“假托倭情，欲为探试之地”，“欲以所获朕之汉人船只，不送于此，而送倭馆，又欲修筑训练”；“放逐旧臣”等等。[68]而该使团最重要的使命直到使团快进入汉城才宣布：“九王新丧夫之，（夫之即古阏氏之称）故欲与国王结婚。”多尔衮为此专门以“皇父摄政王”敕谕朝鲜国王：“予之诸王暨贝勒众大臣等屡次奏言，自古以来，原有选藩国淑媛为妃之例，乞遣大臣至朝鲜，择其淑美，纳以为妃，缔结姻亲。予以众言为然，特遣大臣等往谕亲事，尔朝鲜国业已合一，如复结姻亲，益可永固不二矣。王之若妹若女，或王之近族，或大臣之女，有淑美懿行者，选与遣去大臣等看来回奏。”[69]清使之所以一直秘而不宣，是担心“国王必不能独断，将问于群臣。”而“群臣必曰，岂可与此辈结婚云尔”。清使又劝诱朝鲜国王：“若婚媾既成，则群臣不敢欺侮，而大国亦当专信。”郑命寿则直截了当地对孝宗国王说：“当以查问曲折归奏皇帝，然若成婚媾，则查事亦可少缓。”[70]至此，多尔衮之心“路人皆知”了。
对于朝鲜而言，本来孝宗继位之初是有暗中集聚力量与清朝抗衡的，但在清廷的威势压迫下，义理派很快土崩瓦解，在本来“其患难测”的情况下，“捐一女子以纾国难”当然已经感觉是万幸了。因此朝鲜孝宗“无留难之色”对此直为“快许”，于是“巴讫乃等皆相顾而叹”，“有喜色”。[71]之后的查勘事务随即草草了事，敕使们的心事原本就不在查勘上，他们用更多时间去审看“处女”。此次查勘能够顺利结束，一方面是朝鲜满足了多尔衮的个人欲望，但更重要的是，孝宗及时改变了可能导致清与朝鲜关系恶化的政策，义理派官员已然纷纷辞官避祸，亲清派再一次得势，敕使们向多尔衮报告：朝鲜事务仍在掌握之中。
性急的多尔衮得到“王女淑美”的报告后，显得急不可待，又派遣梭红等率领一队亲信人马径自赴朝接亲，又“恐王以为轻亵”，解释说“诸王大臣合称丧事虽重，王上悲痛不已，当念国事重大，妃位不宜久虚，层次陈请，子勉从众议。”而且“予意先行通信，随具六礼，然后迎亲。”但是“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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