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朝鲜上下一片恐慌：“被选者或有自剪其发者。父母兄弟，呼泣道路，龆龀之儿，嫁娶殆尽。”[77]十月，多尔衮又派敕使赴朝颁其母“袝庙”敕。接二连三的敕使使团入朝，不但使朝鲜“举国遑遑”、“无不疑惧”，而且“国储荡竭”、民不聊生。到十一月的时候，新选“侍女”已经上路赶赴清国，而另一位“淑安公主”也“定行于今年”，值得朝鲜人庆幸的是这一切都因多尔衮的突然死亡而猝然结束。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死于喀喇城，“追送侍女，亦自中路还送”。三个月之后，朝鲜已得知多尔衮被“削号黜庙，籍其家产于官，分其诸姬于诸王。”[78]此时郑命寿虽仍在担任通事官一职，然已经“气色则与前顿异，大有忧惧之色。”[79]
失去靠山的郑命寿终被“夺其官、籍其家”，朝鲜孝宗坦言：“我国人民之喜幸，曷胜言哉！但虑其他日起废而复用也。”[80]对此人的所作所为仍心有余悸。郑命寿被废后，自皇太极时期延续下来的朝鲜事务“专家们”已经消亡殆尽，这些“专家”通常都带有那种战争期间留下来的对朝鲜欺辱过甚的习惯。朝鲜王廷也终于摆脱了被欺压被凌辱的处境，顺治十年（1653）清使团在“郑译被罪後，始为出来”时，朝鲜要求“凡干接应及站路，自前弊端，必须与大通官等参酌相议，永为定式。毋踵前习，可免日後无穷之弊。”[81]着手恢复被郑命寿等人搞乱了的传统仪制。
接手清帝国的清世祖“年今十四，而坐殿上指挥诸将，傍若无人。”正是这位雄才大略的少年皇帝把清帝国引向繁荣昌盛之路。他对朝鲜事务应该是不熟悉的，清世祖起用了“明朝之人仕清国者”来处理朝鲜事务。虽然朝鲜人担心这些人“如洪承畴、冯铨、刘守涣诸人，皆怀害我国之意。承畴则专以大陵河之败，归罪于我；铨则累上书请令朝鲜一体剃头。”[82]但新一代的朝鲜事务管理者会更多地遵循礼治的传统方法，更重要的是清世祖不像其父皇太极那样曾经武力征服朝鲜迫其为臣，也不像其叔父多尔衮那样与朝鲜交往时总带有浓厚的私人色彩，在清世祖眼里，朝鲜只是一个与大清一直保持密切关系的属国，因此他不会改变多尔衮执政早期就已经确立的朝鲜政策：清朝与朝鲜将保持传统的建立在礼治基础上的宗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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