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施而厚望”则是多尔衮向朝鲜征集军需物资时惯用的手段。顺治元年减免岁贡换来的是急需的粮食，当顺治四年（1647）需要朝鲜贡献桦皮、铁等军需物资时，用的还是这一招：“郑命寿以摄政王命来言：‘岁币中大米九百石，木绵二千一百匹，绵绸二百匹，弓角二百桶，顺刀十柄，胡椒十斗，及方物中黑细麻布代白细苎布，今特永减。此处鲜米极贵，故仍存百石，其七十石为粘米代送’云。且言：‘户部郎近将出去催纳桦、铁，桦皮三万张，铁三万斤，此则不可减数’云。”[64]顺治五年（1648），英俄尔岱死后，郑命寿成为多尔衮在处理朝鲜事务时最得力的助手，对朝鲜的盘剥则更甚于前。

顺治六年（1649），朝鲜仁祖国王去世，孝宗继位。孝宗开始打击亲清派，任用义理派官员，暗中修筑山城。清国吊祭、册封使团发现“接待大异于前，西路则减馔品，严讥察；入京则通官受辱于守门之人。”[65]两国关系再一次出现危机，多尔衮迅速反应，派出祈青古、巴讫乃为首的使团赴朝鲜，这个使团有六名敕使组成，“六敕出来，曾是未有之事”，清使且于一路打听孝宗“之子女几人”，声称将有“镇定之事”，引起朝鲜王廷一片恐慌：“清使奄至，朝野疑惧”。[66]只能猜测多尔衮的用意是“彼国素多狐疑，必於新立之初倍加讥察。”[67]而这些都是多尔衮虚张声势的把戏而已。

多尔衮派出的规格庞大于顺治七年（1650）三月到达汉城，使团规格之高前所未有：祈青古为内院大学士、巴讫乃时继英俄尔岱任户部尚书、郑命寿也作为“第六使”参与其中，实际上，使团中“皆是摄政王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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