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二年（1645）初，多尔衮派出敕使专程赴朝鲜筹集粮食，敕使开出的数目是要朝鲜向北京“运米二十万石”，且必须赶在入夏前运到。[50]而朝鲜质子东还成为敕使们的重要砝码：“彼每言东宫、大君今已出来，此后更无顾藉于大国，故如是搪塞云。”此时的朝鲜国内形势也已到了紧要关头。年前朝鲜刚刚平定了一起未发动的政变，“人民皆有涣散之心”，甚至面临“土崩之患”。但此时的朝鲜仁祖国王对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已不再怀疑，因此对多尔衮的“既施大惠，而又以温言求助”，也不得不“为之曲从”，“终以十万石给之”。[51]
接下来，朝鲜采取非同寻常的速度和措施执行此任务：“一月之内，整备米船，调发沿海之民，以充水手。而列邑守令虑其逃散，拘囚狱中，使其父母妻子不得相见。及其发船，守令躬自押领以遣之。其父母妻子兄弟各持酒食，拦道而馈之，相携痛哭，惨不忍见。”[52]最后朝鲜实际运至北京的白米有“五万七百八十余石”。[53]清军能够度过最初的粮食危机与这次朝鲜顷力相助不无关系。顺治三年（1646）初，多尔衮已度过难关，也知道朝鲜已尽了全力：“尔国凶荒，人将相食”，而将其余“再运之米，尽数蠲免”。[54]
从崇德二年（1637）始，经过10年之久的磨合，到顺治三年（1646），清与朝鲜的关系终于开始走向传统的宗藩关系。清军入关后，其*中心也随之转移到北京；明朝灭亡，朝鲜也不再具有重大的军事战略地位；入关后的清朝贵族开始全面任用汉官、使用礼治传统统治方法；朝鲜贡品也不再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最后，在粮食危机的解决过程中，朝鲜的确帮了大忙。清朝对朝鲜政策的修改已是顺理成章的事。对朝鲜方面而言，朝鲜终于从清朝的强力压迫和武力威胁中解脱出来，多尔衮执政的清政府给了朝鲜很多“恩惠”：归还质子、释放罪臣、减免岁贡、停止刷还等等，最重要的是，朝鲜人终于相信清王朝将取代明王朝，而且似乎也没什么不好。这样，朝鲜人又开始声称“事大必须以诚”，“事大之道，贵乎诚信”。朝鲜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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