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二年(1645),多尔衮遣使吊祭朝鲜世子,又颁敕令:“减岁币:细麻布一百匹、诸色绸七百匹、诸色木绵布四千一百匹、苏木二百斤、茶一千包、佩刀二十把。”而敕使兴能等且:“称有帝命,不受币礼。”[47]
多尔衮多次减免朝鲜岁贡,一方面是对皇太极朝鲜政策的继承,一方面也是为了得到朝鲜物质帮助的一种策略。
(三)、稳定朝鲜,解决军需
入关伊始的多尔衮头等大事是尽快安定北京的形势,顺治二年夏天的北京面临着最严峻的饥荒和瘟疫的威胁,[48]而朝鲜粮食是此时多尔衮唯一有指望得到的,朝鲜的米谷是关系到清军成败的大事,实际上多尔衮是有求于朝鲜的。事实上,归还质子、新世子册封、减免岁贡、释放罪臣等对朝鲜的“恩惠”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一种交换的筹码。
饥荒的威胁从顺治元年(1644)夏清军进入北京之初就开始出现了,当时多尔衮令朝鲜世子协助筹粮,虽没有约定具体数量,但朝鲜世子认为:“冬前先送五千石,春来又送五千石,必充万石之数,可充其欲。”[49]随着粮食危机的加剧,多尔衮不得不把解决危机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朝鲜的支援上。
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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