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国王对其世子的嫌隙已深，[35]虽然最后对多尔衮此举的研讨结论是“不过欲市恩于我国也”，朝鲜国王自嘲说“虽闻好言，反生疑惑，伤弓之乌，例如是也。”[36]朝鲜国王害怕清朝以世子取代自己，至于多尔衮是否有这样的想法，已不可考证，但执政之初的多尔衮与朝鲜世子关系密切却是事实。
顺治元年（1644）四月，朝鲜世子归省返回沈阳，旋即跟随多尔衮向山海关进军。五月，多尔衮进入北京城，李自成将“宫殿悉皆烧烬，唯武英殿岿然独存”。多尔衮进驻武英殿，令朝鲜世子驻于“武英殿前廊”，因“地窄人众”，世子“告于九王，得殿东一室，比前稍宽，且有床卓器仗矣。”[37]可见多尔衮对朝鲜世子的重视。但清军入关后，战略形势的突变改变了朝鲜的战略地位，从这时候起，朝鲜由一个战略同盟者开始向传统意义上的藩属国转变。多尔衮需要朝鲜的归顺作为其统治政策的榜样来发挥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世子归国成为必然。
六月，朝鲜世子自北京回到沈阳，朝鲜方面“呈文以请世子东还”。九月，朝鲜世子、凤林大君及其他朝鲜质子随清帝“移都北京”。十一月初一，清朝“皇帝率诸王祭天坛告登极。还御皇极殿，受贺颁诏。”而朝鲜“世子、大君亦随参”。仅10天后，新封“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召集朝鲜世子、凤林大君，宣布：“未得北京之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另外“三公六卿质子及李敬舆、崔鸣吉、金尚宪等，亦于世子之行，并皆率还。”只有“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相替往来”。[38]归还朝鲜诸质子的诏书这样写道：“今朕平定中原，诞登大位，恩及九州，海内欣戴，特颁诏旨，大赦天下。咨尔朝鲜，沾化已久，既列外藩，宜均大赉，特布宽恩，将世子遣归本国。从前罪犯，悉皆赦宥。其原本旨罪罢官员内李敬舆、李明汉、李景、闵圣徽四员，因世子乞恩求用，姑允所请，其余仍不许叙用。”[39]清廷希望出送世子大君后，朝鲜“勿以出送之故移易其心，以基两国无疆之福。”并告戒：“年少台官自前好生异议，坏了国事，今后慎勿复踵前习。”[40]归还质子、释放罪臣是多尔衮对朝鲜政策所采取的重大步骤，终结了两国战争状态的遗留产物，对于朝鲜方面调整心态起到很大的作用，也标志着清朝的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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