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礼也。”[56]彬彬有礼的多尔衮实际上并没有实践他想表现出来的谦逊。次年，因世子病故致慰朝鲜国王时，多尔衮用的是“皇叔父摄政王书慰朝鲜国王”的名义。到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因其母丧以“皇父王”名义颁“敕谕”于朝鲜，朝鲜人发现：“皇父王今番始称敕谕，则事与前例有异。”“而敕使言其国中尊奉，与皇帝无异，又令陈慰进香，是尊之以皇帝之礼也。”朝鲜方面负责草拟表文、祭文的官员不知道该用“陛下”还是“殿下”好，只好“表文、祭文皆作两件，一称陛下，一称殿下，令使臣到彼中，闻见其行用规例，出其一件以呈。”[57]
多尔衮还是个“贪欲”极多之人，酷爱狩猎和宴享，嗜烟酒、好女色。朝鲜人则在崇德年间就与之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私人馈赠是少不了的。执政后，朝鲜成为多尔衮满足其贪欲的后方基地。英俄尔岱、郑命寿都是多尔衮的亲信，[58]也千方百计满足他的需要。这些纯属个人行为的需要的提出方式有时简直类似于敲诈或者抢劫。
顺治元年（1644），英俄尔岱指示朝鲜：“世子、大君之东还，皆九王之力，须以倭剑、清蜜、粘米、青黍皮等物以致谢意。”[59]而朝鲜送往北京的大米有五千石则专送摄政王。到顺治三年（1646），英俄尔岱又说“今番减米乃九王之力。九王喜吸南草，[60]又欲得良鹰，南草、良鹰并可入送，以致谢意。”[61]朝鲜史料中记载道：“丙戌十月甲申，清人来索梨二万六千六百个、柿六千八百个，分定于京畿、洪清、黄海、平安、咸镜道。甲午，清差到义州，求梨、柿各数万个，桦皮数万张，猎狗十头，督纳甚急，贸迁挽输，州县不胜其扰。”[62]
顺治四年（1647），因“入朝官员进贡礼物等项多有疏玩”，多尔衮“特遣户部启心郎布党等察问”，“清使三人猝至”汉城，其实际使命是要求朝鲜新世子入朝。郑命寿俨然秉承摄政王旨意，并以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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