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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蒙古有关,其余发生在额尔古纳河以东的黑龙江地区;而在这50起逃人事件中,单纯的逃亡事件为34起,其中从俄国逃往中国的就有24起。因此,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不到一年,就出现了俄国索还逃人一事。康熙二十九年(1690),俄国提出,“居我周围地方向我纳税之蒙古人与布鲁特人,于本年均由尼布楚地方逃出,住于库仑河附近之达赖湖地方”,【《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页。】请求清朝将逃人遣回。对此,清朝大臣索额图指出,正是由于喀尔喀定界一事因俄方原因未能在尼布楚谈判中予以解决,才造成了这种后果,并且“喀尔喀世世代代为我圣主进贡行走,今又回归我圣主属下。现只因喀尔喀、厄鲁特互相反目无定,故彼等游牧居住之处我圣主尚未指明。待向喀尔喀等指明游牧居住之处以后,再派人前往尔处相告”。【《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上册,第131页。】
康熙三十年(1691)清廷与内外蒙古各部“多伦会盟”一结束,即向俄国明确指出:解决逃人问题的关键在于喀尔喀地方边界问题,“尔大使……究拟于何时并于何地与本大臣等会议,著尔明白转告,并希复文前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上册,第141页。】正式声明欲与俄国就中段边界问题进行会谈。
之后,清廷又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就俄国索还蒙古塔布囊策连、台吉舒楞额等800逃人一事,再次提出“欲再议喀尔喀地方”。【《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上册,第145页。】康熙三十三年(1694),清廷向俄国来华使臣伊利萨尔·伊兹勃兰特再次发出咨文,敦促俄国“就会议喀尔喀分界事宜,请尔转告尔君主,并迅速作复”。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在这次咨文中,非常明确地阐明了逃人和划界这两个问题须联系起来进行考虑的观点,即“一经议定喀尔喀边界,则可无庸争议此等逋逃之事矣”。【《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上册,第153页。】换言之,划定边界“既能阻止俄罗斯帝国臣民进入我清帝国边境,又能阻止我清帝国臣民进入俄罗斯帝国边境,两无不便”。【[法]加斯东·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1689—1730)》,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0页。】
但是,俄国方面担心划界将会影响其对喀尔喀地区进行领土蚕食的既定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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