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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对话便成为必然而又惟一的方式。例如,当时的俄国对中国国力的认识相当粗浅,视中国为其向西伯利亚扩张所遇的诸多民族之一,以致在双方外交初期,俄国竟然要清朝“归顺于我沙皇陛下最高统治之下,向我大君主纳贡”,【《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上册,第23页。】要求中国承认其宗主国地位。同样,习惯以传统的“朝贡”、“藩属”模式处理对外事务的清朝也一度视俄国为北方新“胡”,仅视其为一支野蛮的远方部落,理所当然应该向天朝纳贡。以此种彼此之认知作为两国外交的基础,自然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外交。此外,语言的隔阂、宫廷礼仪的不同,以及哥萨克骑兵在黑龙江地区犯
下的种种恶行而造成清朝对俄国的猜疑和愤恨等,均阻碍了双方间的相互了解。
而通过直接的战争手段———雅克萨之战,俄国对处于中国封建主义发展巅峰的清朝实力开始有了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同时清朝也隐约意识到俄国是其北方一个不可忽视的劲敌,双方终于能够平等地坐在一个谈判桌旁。尼布楚谈判为两国以后外交事务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该条约的最大成就是划定了中俄两国的东部边界,从而确定了两国在这一地区领土主权所及范围,并在“人主权”方面形成了解决纠纷的原则。双方依据《尼布楚条约》的原则和精神,逐渐形成了处理冲突的习惯性做法。从此,两国走上了一条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议的漫长道路,这不可不谓两国关系的一大改进。1689年以后,两国往来国书、咨文几无间断,面对面的谈判交涉异常频繁,雍正五年(1727)双方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便是其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外交成果。
以上是对《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外交关系格局的一个概观。由以上分析可知,“逃人”、“划界”与“通商”三个问题成为1689年之后中俄关系的主要内容。由于尼布楚谈判并未将诸类问题根本解决,所以谈判后貌似平稳的局面里始终存在着危险因素,情势危急时甚至会导致中俄关系全面告急。康熙五十六年(1717),在上述因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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