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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直到清朝解决完其当务之急———中俄东段划界问题,又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在乌兰布通大败噶尔丹,并于次年召集喀尔喀蒙古诸部举行“多伦会盟”之后,才把对俄外交重点转移至漠北喀尔喀地区。康熙三十年(1691)、三十二年(1693)、三十三年(1694),清朝连续三次向俄国提出划定喀尔喀边界的要求。同时,由于噶尔丹军向西部撤退,以前在俄国暂时避难的喀尔喀王公纷纷返回旧地或者投归清朝,对此俄国又多次提出逃人遣返要求。于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俄两国都不约而同地把外交重点移至喀尔喀蒙古与俄国势力的接壤地带。
(三)中俄贸易对两国外交关系的杠杆作用日益凸现顺治十三年(1656)俄使巴伊科夫在北京贸易的成功极大刺激了俄国政府对华贸易的胃口,对于俄国来讲,《尼布楚条约》最大的收益就是使其对华贸易合法化,成为西方惟一发展对
华商务关系的国家。这在为俄国带来巨大商业利益的同时,也使其对北京贸易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依赖性。中俄关系中,俄国政府最关心的就是通商获利,“彼得大帝统治时期的俄中关系史,就是俄国在远东的商业史以及中国政策对这种经济关系所发生的影响的历史”。【[法]加斯东·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1689—1730)》,第13页。】
尼布楚谈判之后,俄国政府便沿用《尼布楚条约》中的有关条款,频繁地派出商队赴北京贸易。【就来京俄商性质看,1689年至1697年来京的俄商皆为私商性质;从1698年开始,来华商队为国家商队。俄国政府为了控制对华贸易,在派遣官方商队的同时,排挤私商,自1698年公布《对中国进行贸易的一般规定》将对华贸易收归国家专营后,又于1706年公布《关于对中国进行私人贸易的规定》,完全禁止私商赴华贸易。参见[法]加斯东·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俄中关系史(1689—1730)》,第157—161页。】商队领队由沙皇任命,持有俄国外交部颁发的路票。商队路线最初为尼布楚———齐齐哈尔。康熙四十三年(1704)以后,在清廷的认同下改道为经由喀尔喀蒙古的色愣格斯克———张家口一线。除了在北京的官方贸易外,在齐齐哈尔和蒙古库伦还有私营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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