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帝国在海洋政策上作了惊人的变革。康熙皇帝在1683年统一台湾后开始了这一变革。这个政策围绕这样一个观念：把从前作为郑氏政权堡垒的东南沿海各省的长期安定系于商业的繁荣上。他于1684年立即行动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海关来扶植东南四省的贸易，海关还处理有关军营以及闽南等长久缺粮地区的粮食供应的问题。（注：参见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

清朝海洋政策的戏剧性成功得到大量文献的证明。在中国新近出版的文献中尤其如此。清政府对海洋贸易的扶持促进了省内外商贸和航运的迅速发展。蓬蓬勃勃的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包括沿海贸易和航运的空前兴盛，这在明朝和清初对商人横加干扰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样，中国人与东亚和东南亚的贸易也继续扩展。

沿海的商业革命促进了沿海主要口岸及其腹地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又带动了东北的口岸的变化，尽管东北的变化速度较慢，并且不象东南地区那样引人注目（注：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商业革命：中西商业资本主义的崛起》。柏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Hao Yen-p""ing.1986. The commer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nifornia.)）。这个地区向来不象长江地区那么发达，而且深受明清之季社会动荡的影响，所以它需要用长时间来恢复和发展。海洋条件也是东北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东北的海岸不同于东南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省那样富有深水港湾和海岸线；相反，东北海岸在冬季常有危险飓风，而且海岸线海浅沙多、礁石密布。为此，长江三角洲的私营船主专门建造了吃水浅的平底船，即“沙船”（注：萧国亮：《沙船贸易的发展与上海商业的繁荣》，见《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第118－122页。）。从上海开出的一队队“沙船”垄断了通往东北的运输业务，直到了18世纪末，福建与广东的吃水深的远洋船只驶往北方时，这一状况才开始改变（注：黄国盛：《1750－1830年中国海关的变革》，见吴振强和Edwin Li合编：《1750－1830年海洋中国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