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台湾粮商地位的逐渐上升，使台湾的商业系统也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后勤位置。自17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在这里招商协助筹办军粮和福建的民食以来，粮商和它们的商业网就逐渐在地区粮食供应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注：参见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 这种地位以及精明的大商人在城市行政管理上的作用都表现出一种互信互惠的坚定的工作关系。到了19世纪这些能干的大商人和他们的组织为沿海一带的官府提供了扎扎实实的帮助，而这种雇佣福建粮商的经验，给尝试以海运接济京师的粮食的办法提供了一模范的先例。

大运河机制的逐渐衰落促进了19世纪初有关海上交通和京师粮食供应的战略思想的改变。主要由于黄河泥沙淤塞，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苏北的大运河随之开始淤塞，大号漕船和小号的驳船逐渐不能通行。面对这个难题，清政府被迫另想办法向京师运粮。更由于京师粮食后备日渐匮乏，其急迫性大大地增加（注：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正当粮食储备减少之际，又遇上军情和饥荒告急。原来自18世纪后期开始，清朝屡屡遇到叛乱起义情事，尽管私营粮商系统协助减轻了食粮的短缺，缓解了军需和赈灾需求；而地方市场的需要和救济品的发放的主要来源，仍仰给于京师的谷仓（注：李明珠与Alison Dray-Novey.：《清朝对京师粮食安全的保卫：国家、市场和警察》，见《亚洲研究杂志》，第58卷，第4期，1999年出版，第992－1032页。(Li, Lillian M., and Alison Dray-Novey. 1999.Guard Beijing""s food security in the Qing dynasty: State,Market, and polic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4:992-1032.)李文治、江太新：《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