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该地址后产生了怀疑,于是便拆开了这封信,发现了标明“西藏的”地区的地图及图解说明。黎吉生把这一发现报告了噶伦堡的警方,于是便在印度制定了密切监视饶嘎及其同伙的计划。然而,黎吉生回忆说没有这件事情,[40]英国的文献及印度档案都没有提到有这样一封信或地图。
事实上,1946年2月初当印度警方发现饶嘎订购了4000份西藏革命党党员表格副本和2000张党员登记卡及一枚刻有与苏俄党徽标记惊人相似的徽章时,似乎就已对饶嘎产生了兴趣。[41]据一位西藏官员回忆,当时锡金的*专员古德(B.J.Gould)非正式地盘问他:“邦达饶嘎在噶伦堡干什么?既然他没有从事任何工作,那么他是如何谋生的呢?”[42]英国人在盘算是否应当把这个*组织的情况告诉噶厦政府。古德于4月初致德里外交部的信反映了他们的慎重态度:“我原来的想法是,我们应当把所有关于该党情况的文件都交给噶厦政府,但是我们不敢担保他们是否会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同时,我们所知道的只会是一些普通财产。因此,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只能一件一件地逐渐透露这一情报,并视他们下一步的反映而定。”[43]4月10日,黎吉生通报西藏政府有西藏革命党这样一个*组织存在,但是并没有提及有关该组织的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他在向锡金的古德提交的备忘录中写道:“在收到您的信之前,遵嘱我在1946年3月30日给您的特使专递7(11)-P/45号信件中展示了全部附件,只是饶嘎致西藏外交局和达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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