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于1943年到中国内地之前，我家的土地和房屋都记在我妻子的名下，我们在噶伦堡印度的法院联合注册登记了我本人和我妻子的财产。随后我便于1943年到了重庆并在那里住了仅4个月。

1943年9月我从印度动身前往汉地，到1944年1月带着一份中华民国的护照返回印度。当时噶伦堡塔拉（Thana）警察局的稽查员间接的告诉我：“你申请并宣称自己与中华民国政府没有丝毫联系，那我们就将停止你的登记注册。”当时我并没有介意他所说的话，依然毫不动摇地为我们的“中央政府”效忠。因此，我在行动和思想上自然的产生了反对英国政府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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