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众多论著与论文另一个常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作为传统史地学研究之一部分的晚清西北史地学与近代学术转型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晚清西北史地学尚属传统学术的范畴，不具近代意义，象张岂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言：清代中叶，“出现了一些地理专著，这些专著深受传统地理学的影响”，如徐松的《西域水道记》[32]，“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也基本上沿用了我国传统的纪传体，但它对编年和纪事本末体也有吸收”[33] 。高国抗和杨燕起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34]中将祁韵士、徐松、张穆、 何秋涛等人列入“封建地主阶级经世派史学的出现”一章，而洪钧、杨守敬、丁谦等作为“封建旧史学的延续与没落”予以介绍。可见晚清西北史地研究的传统学术意义。

在新近出版的论著中郭双林也关注了传统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的转变，从纵向分析晚清西北史地学在近代学术史上的意义；[35]在《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36]中，作者邹振环认为“中国传统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的学术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大致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的清末”[37]，“清初以来的考据学、清中叶兴起的西北边疆地理研究和晚清东传的西方地理学，是晚清地理学共同体的研究规范的主要来源。”[38]。这两部著作中作者都明确提出清中叶兴起的西北边疆地理研究对于近代学术转型中地理学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这种转型的详细过程与延续的津梁中介，仍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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