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形成与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学术转型》中已注意到了地理学研究中的学者共同体的问题,他称林则徐、 魏源、 徐继畬、梁廷 等是一批“非体制化共同体的成员”, 称稍晚出现的丁谦、王锡祺、邹代钧、张相文等人为“体制化共同体”,正是清末非体制化共同体和体制化共同体促成了近代地理学问世[40]。但这里还是有一个忽略,那就晚清西北史地研究的学人群的深入研究。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为学界忽视而又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从承袭与延续的意义上说,晚清西北史地研究群与汉学的关系有待于作深入探讨。传统将晚清西北史地学的研究看作是经世思潮兴起的表现之一,如果说道咸年间,有人以理学经世, 有人以今文经学经世的话, 晚清西北史地学者的经世却与汉学的关系更为密切 ,研究方法上对汉学的承袭与治学范围上对汉学的超越,使其与汉学的关系是不即不离、又若即若离的情状没有得到充分的考察;晚清西北史地学研究对二十世纪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 其对后世史地研究者尚考据方法与重文献意识的影响都是值得研究的。目前研究状况表明,学人对其对地理学的影响有所论及,但对其在二十世纪新史学中的影响,却讲得不够。
第四、某些个案仍需研究。象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学者研究的相对薄弱,象邹代钧、王锡祺、丁谦、甚至许景澄、钱恂、沈曾植等。因为对这些个案分析的不足,以至于影响了对晚清西北史学这一论题的宏观把握,具体到分期方面,从道咸至清末这一时间段是应作更细的划分。从张穆、何秋涛的时代到许景澄、丁谦生活的十九世纪末,其间社会经历了洋务变革与维新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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