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学也汲入了西学的成份,许、钱等亲眼目睹了域外情形的又一代学人与作为道咸时期传统知识分子的张、何等人相比,所处时代的差异与个人阅历的不同,使他们研治西北史地学的宗旨、方法与目的也自有差别。
第五、研究中应注意如何使对晚清西北史地学研究的评价值更为客观。现在研究中存在着对道咸西北史地学者评价不妥的问题,尤其是何秋涛与《朔方备乘》,学者往往关注了何秋涛的对西北俄患的忧虑、加强边防的建议,但忽略了《朔方备乘》的实际的影响,其实张、何等对俄罗斯的认识,恐怕是传统中国文人衰世来临,关注北部边事的一脉相承,不具多少近代意义,于是他们主观的经世意识与客观的经世效果有很大的反差, 致使在 “道光间显学” 局面出现几十年以后,曾纪泽受命中俄伊犁交涉,在赴俄之前据已有资料竟难以断定伊犁距阿克苏的确切位置[41]。许景澄与洪钧在中俄帕米尔交涉中首先要做的是“帕米尔图说纷纭…… 宜求精确”[42]。这样的分析并不是苛责于古人,而究其原因恐是传统旧学的局限。
(资料来源:本网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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