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间的研究特点归纳为： 边疆史地研究同安边固防结合， 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与现实感；研究中反映出了鲜明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著述仍以考据边疆历史地理沿革为主。而1840年以后的研究以忧患意识增强、与外国史地研究相结合为特色。 这两段约可对应于“牛文”中所界定的“繁荣期”，牛先生总结其特点为研究人数增多，研究范围扩大，研究内容更加深入和切于现实；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明确的目的性；对边疆史地的探讨已上升到理论上的探索；关于边疆史地的大型丛书问世。
这两篇文章在具体的分界依据、界点选择、特征归纳等方面，无论其得当与否，这样对各段作宏观上的理论把握都有助于对张穆、何秋涛等学者个人在晚清西北史地研究群体的定位，有助于晚清西北史地研究群体在整个学界的定位。以此为基础，研究有可能超越其学术的意义。
（二）九十年代视野拓宽的又一表现是在研究中更多的学人不再囿于西北史地的研究者、研究群、研究著作的学术本身，而是将它置于晚清独特的时代氛围与近代纷繁的学术流变之中，于这纵横交织中审视晚清西北史地学研究的意义。
徐松巍撰写了多篇文章来阐述他的中心观点，即以西北史地研究为主的十九世纪的边疆史地研究者对当时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的“暗于边情”之状、对边患认识的不足有强烈的焦虑；同时也将筹边谋防、抵御外侮同了解“夷情”---外部世界紧密联系起来。这反映着时代救亡图存的精神，体现了抗敌御侮的时代主题。近代面临的是东西学的撞击、新旧学的冲突的复杂文化环境，思想观念的变革不可避免。徐松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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