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认为最早恢复实学的学者之一是俞正燮，“在认识时代，恢复经世致用的实学作风，促使治学方法由精到新的转变方面，他却无疑是一位先行者，”[11]其学术意义十分独特。张穆被誉为是这一精神的典范代表。于是祁寯藻在《〈蒙古游牧记〉序》中所说“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这段话就格外地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几被反复地引用；何秋涛的《朔方备乘》被认为是经世思想的良好体现，《朔方备乘》中强调的对西北各民族团结的重视，对各民族的宗教信仰的尊重，对鸦片战争以后俄罗斯不断破坏边界的现状的忧虑等等，受到研究者的重视。[12]而论及后世的洪钧，也认为他接绪的是“企图以此究明疆域沿革变迁而资边界交涉之用”的道咸以来的遗风[13]。

第二、强调晚清地研究者治学方法是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赵俪生先生言张穆“将乾嘉考学之精确，与明、清之际‘经世济用’之学之博大，结合起来，为嘉道 以来，处于楚歌中的祖国现实服务，其中实蕴藏有挽衰救亡之爱国主义精神”[14] 研究者对晚清史地学者治学方法中的考据因素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如果说经世意识是其对清初学风的恢复，考据就是其对乾嘉学术资源的直接承接。

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是“对蒙古各部落所在内外蒙、新疆、青海等地区的历史地理以及各部落起源等的考订，在分析历代和清代大量官私著作中的种种记载和考证见解时，常能择善而从，采用正确的记载、较好的考证成果。”[15]何秋涛是 “专精汉学”[16]，“俞正燮没有祁韵士、徐松那种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