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工作，以八十年代对张穆研究的两篇有份量的文章为例，其一是赵俪生先生的《西北学的拓荒者之——张穆》[6]，全文四个部份，其的第一二部份就是述及张穆的生平及主要著作《蒙古游牧记》；其二余大钧先生的《清代学者张穆及其对我国西北史地学的贡献》[7]，此文正文两个部份中第一部份是 “张穆的生平和学术活动述略”，余先生文章中所有提及的有关学者如祁韵士、何绍基、苗夔、许瀚、王筠、俞正燮、沈垚、徐松、魏源、何秋涛、罗士琳、徐有壬等均在注释部份给于小解，从其字、号、祖籍、科名到其经历、学识与文著，以至于余先生的文章中有近二分之一是注释。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学界对西北史地研究的不够。其他文章象赵俪生先生的《西北学的拓荒者之——徐松》[8]，也大致以述占了很大的篇幅。
（二）这些个案研究基本是从分析学术现象的视角来研究这些学者的学术特点、治学方法和研究贡献。主要论点有：
第一、认为晚清西北史地研究的兴起反映了学术界经世精神的复活。
梁启超先生曾说“清儒之地理学，严格的论之，可称为‘历史的地理学’。盖以便于读史为最终目的，而研究地理不过其一种工具，地理学仅以历史学附庸之资格而存在耳，其间亦可略分三期：第一期为顺康间，好言山川形势阨塞，含有经世致用的精神。第二期为乾嘉间，专考郡县沿革、水道变迁等，纯粹的历史地理矣。第三期道咸间，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边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则初期致用之精神渐次复活。”[9]
梁先生在二十世纪初对晚清道咸间史地研究中致用精神复活的认识，为八十年代的研究者所继承，认为“边疆史地研究的开展，是鸦片战争前夜学术作风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10]他们也分别对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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