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配边疆的经历,他对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使用的主要方法是考据。”但指出因为他们以传统的考据之法去治传统经学之外的学问,在一定程度上开了考据学走出“象牙塔”为现实服务的先河[17]。
研究者也注意到,在西北史地学中运用考据的方法为后世的学者所袭承,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时时可见作者精审的考证[18]着力于晚清、成书于民国的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对不同记载进行对比分析,根据确凿材料和充足理由,考定史实,纠正《元史》中的一些错误[19]。
晚清西北史研究的学者,无论他们是主观意识到了恢复清顾炎武等的实学作风,还是客观情状如谪守新疆,当时学者已有相当的人的著作与实地考察有关,象徐松的《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等,是实地考察的结果[20]。
第三、总结了晚清西北史地学者的研究贡献。
八十年的学者在对晚清西北史地研究的考察中多注意他们的学术研究贡献,尤以以下几点为重:
其一,对西北历史研究的贡献,犹以蒙元史的研究成就最大,从早期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到后来的屠寄与洪钧,对西北历史的研究几乎可以在很多方面填补了空白。
其二,推动了对西北地理的研究,使内地对西北边疆的认识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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