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尽管对于晚清西北史学的研究二十年来取得如此难得的学术成就，由个案研究走向整体把握，从囿于学术渐于视野更宽，但对其的关注仍显不够，每年的有关文章屈指可数，有关论著或将其作为经世思潮之表现泛泛提及，或稍有深入便止而不前，给人以意犹未尽的遗憾。我想就这一论题研究难以深入的原因和有待解决的问题稍作分析。

晚清西北史地学的研究客观上具有一定的难度：首先它涉及到蒙元史的研究，没有精深的专业识见与深厚的语言功底难以胜任；它涉及到地理学问题，丰厚的地学专业知识与一定的实地考察极为重要；它还涉及西北民族成分的复杂、文化发展的多样及近代以后所遇到中学与西学的问题等，民族学与西北民族政策的渊源流变、文化传统与时代发展等交织于一起，在现代学科分化如此精细的时代很难有学者可以膺此重任。我们可以八十年代对个案研究颇有贡献的张承宗与余大钧为例，张承宗写过有关张穆、何秋涛、俞正燮和姚莹的系列文章，他在行文中展示的是近代学术史研究者的识见，主要关注被研究者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几乎不涉及晚清西北史学者具体在蒙元史、地理典籍校勘等方面的学术贡献，在张先生看来，张、何、俞等人首先是广闻博识的学者，西北史研究是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份；而余大钧先生本是研究元史的专家，他的着眼点是张穆、屠寄等对蒙元史的具体贡献，在余先生的视野中，张、屠等人首先是蒙元史的专家，其次才是卓有才华的学问家。这样近代史学者难以进入更为微观的研究，未免会有空泛之感，而元史学家难见其在整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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