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嘉庆在乾隆死后仅仅十多天的时间里，就使狂傲不可一世的和珅命归地府，使仗势作威作福的和珅亲信、死党被囚被黜。和珅柄政近二十年，所管衙门众多，由其保举升擢者亦众；而外省官员，在和珅权势薰天时，奔走和珅门下，逢迎行贿输忱者，更不可胜数。和珅被诛后，那些过去或多或少与之有关之人，这时不免惴惴不安起来。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坐卧不宁地等待厄运的降临。为了稳定政局，妥善了结和珅一案，三月十九日，嘉庆郑重宣布：和珅一案“业经办结”，除重治和珅而外，“不肯别有株连，惟在敬戒将来，不复追究既往”。他要与和珅有牵连的官员“无庸心存疑惧，……若能迁善改过，皆可为国家出力之人。既有从前热中躁进，一经失足，但能洗手涤虑，痛改前非，仍可勉为端士”。嘉庆同时告诫那些企图借和珅一案大兴政海风波的官员：不要“过事搜求，尚复攻击阴私，摘发细故，或一、二人，一、二事以实其言，则举之不胜其举”，这样做的结果，必将“启告讦报复之渐，是除一巨蠹，又不免流为党援门户陋习，殊非朕之本意”。对于那些与和珅关系密切又不思悔改的官员，嘉庆则对他们提出严厉警告：“经此番训饬之后，尚不知改悔，勉立修名，则是自甘暴弃，不齿士类，必当严加惩治，毋谓教诫之不豫也”。此谕一下，平日趋附和珅者，始无疑惧之心，人心乃大安。事实证明，嘉庆的这道上谕，在办理和珅案件中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嘉庆所宣示的“不肯别有株连”的明智政策，才做到了在嘉庆以极端手段处理和珅时，“皇城之内，晏如平曰，少无惊动之意”。

嘉庆诛和珅，从巩固、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来说是必要的；从整饬内政、整肃纲纪来说也不失为行之有效的办法。然而，在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清王朝的统治已走向衰败时，诛灭一个和珅，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除掉一个政敌，也不能解决清王朝的统治危机。这是嘉庆在诛和珅时所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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