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统属，将领各怀自私自利之心，争功诿过之事不断发生的情况，授原总统四川军务的勒保为经略大臣，赐以印信，规定各路带兵大臣悉受节制，“以一事权”。为了树立勒保更大的权威，嘉庆给予勒保对不尊军令，贻误重大军情者“一面拿究，一面具奏”[2]的特权。同时，任命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别领官军，各当一路”。被委以重任的勒保，制定了先筹川陕的用兵计划。他坐镇四川，督率多路清军，在川陕地区加紧对起义军的围剿。然而，时过半载，据驻达州治四川军需的副都统福宁奏称：“贼以胁从而日增”，“多者万余，少者数千，其不知首逆姓名者尚不知凡几，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数”。这说明，四川起义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声势反而越剿越大。嘉庆迁怒于勒保，以“经略半载，莫展二筹”等罪名，将勒保逮问治罪。其经略事务，以将军明亮代之。不久，又以明亮行动迟延，将其免职，卒以都统额勒登保代之。半年之内，嘉庆三易统兵大员，充分反映了他的惶急心态，对围剿不力的将吏嘉庆也给予了严惩。同时，还明确了各省将领防守围剿之责，令“各歼贼本境。倘有逸出邻境者即治以纵贼之罪；其邻省边备不严者，即治以疏防之罪”。这样，嘉庆在亲政数月之内，通过更易统兵大员，严惩不力将吏，使运转不灵的战争机器迅速运转起来。
实行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是嘉庆镇压白莲教起义的重要手段。清廷镇压起义历久不能奏效的事实，迫使嘉庆不得不改变乾隆实行的单纯军事围剿政策，采取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优擢“良吏”，惩治贪官酷吏，是嘉庆推行这一政策的手段之一。嘉庆如历史上所有的封建统治者一样，当他们陷于没顶之灾时，总是企图以惩办几个贪官酷吏的办法，来逃脱复没的命运。嘉庆抓住起义军首领王三槐供词中“官逼民反”的话，首先将罪责归咎于和珅一人，将和珅诛灭。然而，和珅既伏法，起义仍如火如荼。嘉庆只好抛出更多的替罪羊，将他们撤职治罪。与此同时，一些为官清廉，官声尚好的官员则被嘉庆视为推行剿抚兼施政策的得力工具被优擢任用。事实证明，嘉庆“害民之官必宜去，爱民之官必宜用”的政策，对推行剿抚兼施政策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四川广元县知县刘清、巴县知县赵华、渠县知县吴桂均被破格保荐。这些久负清名的官员，被破格提拔。他们在嘉庆的招抚绥靖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是其它措施无法与之相较的。对受抚群众的安置，是剿抚兼施政策成败的关键。嘉庆深知，经过多年战火，许多地方室庐焚荡，田亩抛荒，受抚之民“欲返则无所归，即归亦无所食，其势不得不托贼獸巢为栖身之所，藉盗粮为糊口之资”。这样，势必使招抚成为空谈。嘉庆为使“此番安集，即際成永远规模”，遂命各地官员悉心妥议。对于他乡流落者，如何资送还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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