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也被吞并了。“有心计之家，乘机广收，遂一户而连数万亩48。故“士大夫又多田产，而小民有田无几”49。豪强兼并使明初以来的自耕农、半自耕农逐渐破产，本来数量不大的佃农、雇农队伍在迅速扩大。相当数量的丧失土地、饥馑逃亡的农民成为流民，大量涌入豫、陕、川、鄂四省交界的郧阳山区和浙、闽、赣山区，开荒采矿，维持艰苦生计。在陨阳山区爆发的刘通、李原领导的两次流民起义被镇压后，在荆襄山区，“流民复业者一百四十余万人”。足见流民队伍规模之大，人数之众。
明代中期，农业生产有了很大提高，新的农业品种番薯和玉米等的引进与推广，对农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农业经济作物，如棉花、烟草、花生等移植，茶、麻、桑、蓝靛、甘蔗等作物的栽培，逐渐改变了我国农业生产单一的经营方式，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中棉纺业和丝纺业的快速发展。“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50。棉纺、丝纺成为明代手工业中的两个突出部门。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市场的兴旺。从16世纪起，全国一批著名工商业城镇兴起，如丝纺业有苏州盛泽镇、震泽镇、嘉兴的濮皖镇、王家泾镇、湖州的双林镇、菱湖镇；棉纺业有淞江朱家角镇、洙泾、枫泾镇。此外，榨油业有嘉兴石门镇，造纸业有铅山镇，铸铁业有佛山镇，及制瓷业有景德镇等等。在江南丝织业中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51的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作坊主、机户与机工之间这种雇佣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商品货币经济的长足发展，使不少的人口与农业相分离，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而土地兼并加速了这种流向。除皇店、官店外，一般地主也进入市镇，开设各种店铺和作坊。而破产的农民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如景德镇雇佣的工人就有数万人之多。在苏州城内有数千机工和数千染工。“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坊罢而机工散者又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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