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难于清核”58。清廷无奈只得承认田地占有现状，将前明废薄田产“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承为世业”。“与民用一例输粮，免纳租银”59。这不能不说是农民战争所起的作用。
北方农民起义极大地推动了江南地区佃农抗租和奴婢索契的斗争，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从万历到崇祯年间，福建、江西、浙江、广东、湖广、南直隶等地，佃农抗租斗争如火如荼、并提出“用得输租田主”，“永佃成业”等要求。崇祯十一年(1638)苏州吴县数千佃农“抢掠其居”60。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转引《温陵纪事》记载，十五年(1642)，福建泉州佃农“一日而杀田主数人”，“均无输租者”。在江南地区奴婢展开了索契斗争，崇祯时松江各地奴婢成千上万，“各至主门，立逼身契”61。松江地方富室大户“不敢蓄农”，徽州豪强地主“不敢自言为衣冠之族”。雍正时，下令将部分“伴当世仆”，“开豁为良”及“释贱为良”，使那些贱民部分地获得同平民一样的地位，对清初局势的相对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是有利的。
满洲贵族入关后，又将明末已经混乱的阶级关系进行了重新组合，建立起新的等级制度。满蒙联盟开始向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体制转变。从努尔哈齐到胤禛的后妃联姻和公主的下嫁，可以看出这种关系的演变。兹依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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