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雍正点了“此等之人”的典型查弼纳、杨名时、裴（原字为彳右加率）度、张楷、魏廷珍五个督抚的名，指责他们“操守虽清而皆顾惜情面，将就求容悦于人，故内外之人皆称誉者甚多”。为说明这种官场风气的对吏治的严重败坏作用，雍正在上谕中又举出他心目中的模范督抚田文镜、杨文乾、李卫和诺敏四人，说他们“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遂不满众人之意，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加以评论。此风若不悛改，必致封疆大吏皆以实心任事、整理地方为嫌，相率而为苟且之计，吏治何所赖乎？”（注：以上引文俱见《上谕内阁》雍正四年七月。）这道整肃官场风气的上谕竟公开点了杨名时的名，李卫嗅出味道不对，不能不引起警觉。他揣摩帝之意旨，开始算计如何循着“违道干誉”、“姑息养奸”钦定的调子做点文章，与已被皇上点名批评的昔日之上司杨名时划清*界限；不过，暂时还不宜轻举妄动，直到当年十月，实授鄂尔泰云贵总督的谕旨发表，估计杨名时的失势不会逆转，他才决定伸出触角，具折密参；尽管这时他还没有完全吃透皇上的意图，对杨名时失宠的程度也把握不很准，但绝对不能错过表态的最后时机了——于是有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那件好像不经意间带上杨名时一笔、实则用心良苦的试探性的告密折子。
无论如何，正是李卫上述的密折才使雍正找到了发动杨名时案的突破口，为大狱迭起、蔚为壮观的雍正朝*史添写了不可多得的一章。李卫在其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只是在乾隆即位杨名时案实际得到昭雪的四十几年后，才由彭绍升清清楚楚地勾画出来，个中原由，看来费解其实也并不难理解。
李卫与雍正朝同被圣眷的封疆大吏田文镜不同。田文镜死于雍正十年（1732）年底，身后虽备极哀荣，但乾隆刚即位，就给他下了“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豫民重受其困”（注：《清高宗实录》卷七，第19页。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丙辰。）的结论；李卫却没有受到最高权力交替之初政局有所动荡的波及，乾隆初政他仍继续担任位高权重的直隶总督，乾隆三年（1738）十月故去时，有旨称“李卫才猷干济，实心办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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