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的“直省督抚中有为武健严酷之政以为能者”。（注：《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一，《江阴杨文定公行述》。）可见，就“乡愿”之辩而论，雍正确实抓住了杨名时的要害，不能说他过于敏感，吹毛求疵。但对杨名时奏折另一句话——“致治之道，不持平则虞偏胜”——雍正确实有点儿神经过敏，觉得杨名时似有春秋之意，且教训口气十足，就在句旁先加了朱圈，并旁批曰：“朕得力处即‘持平’二字，再‘不敢为天下先’”，毫不留情地回击了杨名时对自己用人行政所谓“不持平”与“偏胜”的影射。但雍正最终还是不失帝王气度，在九月四日杨名时另一折折尾朱批：“朕岂好辩，乃不得已。指迷之论，卿等当熟读以增识见。可谓君臣万里谈心，亦属人间乐事。”忠厚老实的杨名时也许真的以为皇上和自己“谈心”，日后全祖望也说什么“君臣万里谈道，不亦乐乎”。他们实在大错特错了！
如何与科甲出身、以道学自重，且声望素著的汉大臣相处，雍正的心理是极其复杂的。他是满文化优越论的坚定信奉者，对汉文化不无鄙视和轻蔑；但内心深处又潜藏着身为“夷狄”的自卑，惟恐被饱学硕儒所轻视，尤其畏惧被居心叵测者暗中讥讽。（注：乾隆十分赞赏他的父亲雍正的一段话：“我满洲人纯一笃实，忠孝廉洁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七，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壬申。）而构成雍正心理另一面的是，他又对汉人精英常深怀畏惧之心，在批谕杨名时奏折时曾说：“向来尔等之春秋，朕所深畏，一字一意，朕不能忽也。”（《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九册，第491页。）鲁迅对康熙、雍正、乾隆这种心理看得入木三分，他说，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与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鲁迅全集》第六册，《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如何把他们驯化成对自己心悦诚服的忠实奴仆，一直是雍正须臾不能释怀的大难题。雍正四年十一月擢升直隶总督未久的李绂奏称“自今以后，惟有凛遵圣训，痛惩艾于既往，弥惕励于将来”，表示倾心折服，五体投地。雍正很受用，不免有些忘乎所以，极为罕见地敞开了一次自己的心曲：“你实不及朕远矣，何也？朕经历处多动心忍性，非止数年几载。若与朕一心一德，心悦诚服，朕再无不教导玉成你的理；若自以为记载数篇腐文，念诵几句史册，以怀轻朕之心，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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