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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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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44: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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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用行检验说出的话容易，而“为善去恶”之“意”，只有自己心里晓得，所以“不能实践，则为自欺”。因此，杨名时的“修身”，并没有和社会脱离开来，而是具有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鲜明特点，其归宿则在“明明德”，在“亲民”，也就是尽最大的力气做好治国安民的实事，以实其所学。提督顺天学政，“虽流金之暑，见其阅卷，所著白布衫渍汗成浅皂色，不暇易，炳烛至夜分不卧，群笑其自取苦也”；为直隶巡道，细大必亲，无留狱，无隐情，乡民颂为“包公在世”。（注：《碑传集》卷二四，《杨凝斋先生名时传》。）素来鄙夷道学的李塨有闻于此，感慨曰：“今得我公（名时）而为前儒一洒之，是万世可传可法者也。若但纸上圣贤，口角道德，奚济乎，奚济乎！”（注：李塨：《恕谷后集》卷二，《送杨公宾实贵州布政序》，载《颜李丛书》，民国十二年刻本。）杨名时学道不无可议之处，但他以诚为本，践履笃实，操持坚苦，从天命性理本原出发，对宇宙、社会和人生作了严肃的哲学思考，因而建立在他的道学体系上的定识定力，坚如磐石，虽有强势威压，身可折而道不可折，气可挫而志不可挫。他的拒绝承认皇上强加的“乡愿”，以及日后宁死不承认“巧诈居心”，盖自恃有道义上的坚强支柱。而雍正经过与杨名时“万里谈心”，也最后参悟出，欲摧陷廓清，拔本塞源，则非打断杨名时的道学脊梁不可！
关于杨名时的泄漏密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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