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间”杨名时与雍正降旨切责杨名时泄漏密折两件事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二者同时发生在雍正四年十一月，因此很容易使人联想可能李卫的告密引发了雍正的愤*绪。上文已经提到，李卫具折告密的时间是十一月二十日，当时他担任浙江巡抚，杭州与京师间最紧急的军报（即如日后的所谓“六百里加紧”）尚需五六日，何况李卫此件奏折就其紧要性而言，绝对不准擅动驿马，因此赍折专差递到御前的时间最快也要在十一、十二月之交的光景。而雍正明降谕旨谴责杨名时泄漏密折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那时他肯定还未能看到李卫的密折。看来雍正对杨名时的步步紧逼是有他从战略全局出发的通盘考虑的，李卫充其量不过是他整个*棋局中一名得力的卒子。
从雍正四年九月——恰是杨名时与雍正“万里谈心”之时——开始，政局又开始剧烈动荡起来，短短的四五个月间连续发生了查嗣庭日记案、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和谢济世参劾田文镜等大案，雍正在基本上解决了阿其那（胤祀）、塞思黑（胤禟）、年羹尧、隆科多等最危险的政敌后，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汉人科甲朋党对皇权的威胁，特别是从查抄有关案犯的文字作品中，暴露出来的一部分汉族士人、士大夫“借端诬谤以泄其不服本朝”（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290页。）潜在的敌对情绪，使他深感问题严重。 雍正四年十月十六日雍正当面训斥大学士、九卿、翰林、科道等大臣官员说：“狂妄无忌惮之徒往往腹诽朝政、语含讥讪为尚，甚者笔之于书，肆其诬谤，如汪景祺、查嗣庭今已败露，尔等众中保无有似此者乎？”（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287页。 ）雍正可能把汉人的民族敌对情绪估计得过于严重，也可能他故意把事情说得严重些以更好地达到震慑人心的目的，无论那种情况，雍正之所作所为自有他自己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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