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折启奏，折子已去三五日，告诉他，他才奏的。’诸如此类，竟似官员进退之柄，操于李卫之手。“（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五册，第237－238页。）同是泄漏密折，李卫比杨名时走得又何其远也，但雍正不仅不予惩治，相反呵护有加，他对参劾李卫的大臣说“（李卫）长处胜其所短，将来老练，或可望其全才也。”（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三册，第922页。）另一处讲得更有意思：“此人心肠、本领是个好的， 琢磨他，期于上进，莫负朕惜才之意。”（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三册，第24页。）雍正尝自言：“朕观人用人实另有一自信之理。”（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二册，第860页。 ）他坚信李卫“心肠”好，所以其借密折吓诈同官上司也可以不闻不问；而反观杨名时，其泄漏密折情节不知轻多少，竟武断地说“想其心中以为不当有密奏密批之事”，并痛斥杨名时“怙恶不悛，大奸大诈，全无人臣之体，甚属可恶！”
不过，在朱批奏折制度创行之时，雍正所谓“心中以为不当有密奏密批之事”者恐怕不能说没有，雍正四、五年顷，因参劾雍正宠臣田文镜而“从宽免死”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的御史谢济世就是一个。乾隆登极，尚在戍所的谢济世即代北路参赞大臣钦拜拟折奏陈密奏不合政体（注：参见谢济世《谢梅庄先生遗集》卷一，《论开言路疏》（自注：雍正十三年十月军中代某大臣作）；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五，《谢梅庄观察事略》，岳麓书社1991年版。），略言告密乃言路之弊，密奏之例，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述，上下相忌，君臣相疑。请自今除军机处外，皆用露章，不许密奏。（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九册，第912－914页。）不难看出，谢济世尽管认为在军机处运行机制下的“密奏”还应保留，但导致告密风行的“密奏之例”必须废止；他的正面主张很明确，就是恢复古代传统的监察制度，“言路仍当责成于科道”，天下之事，六科、十三道皆得条陈，天下之官，六科、十三道皆得举劾，即至尊如皇帝，也应在科道言官监察之列。（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九册，第912－914页。）据说年轻的乾隆皇帝看了这件奏折后称赞“钦拜有古大臣风”，并料到必谢济世所捉刀。（注：《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五，《谢梅庄观察事略》。）看来阅历未丰的乾隆和历尽坎坷的谢济世都未能参透康熙、雍正父子相承创行的朱批奏折制度，首先就是从为周知天下情弊的需要而发明的告密折子，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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