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明的雍正则早已敏锐地觉察出，朱批奏折制度，它的不透明的“密奏密批”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国家大政的运行机制遭遇到了恶意抵制，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敌对者是基于国家政事应“公之于天下”（注：中国古代素有政事公开的传统，并为此设计了一套系统的监察谏议体制。宋人刘黻早就说过：“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于天下共之，非人主可得而私也。”（《宋史》卷四零五，《刘黻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二十五史本》）清初大儒王夫之也说过：“题奏得旨，科抄下部，即发邸报，使中外咸知，此固以公是非得失于天下，而令知所奉行。”当然，如果事属国家机密，例如军事机密，通过秘密程序处理，也是可以接受的。（王夫之：《黄书·噩梦》，中华书局1959年版））的儒家*理念，对本朝独特的创制或明或暗地加以非难。从理论上无情地粉碎一切敢于公然挑战和暗中滋长的腹诽心谤，已经箭在弦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科分甚早，连“朱轼、张廷玉现任大学士”也尊为“前辈”（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一册，第860页。 ）的“汉人之领袖”（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710页。）杨名时“公然”再次将密批谕旨载入题本， 就为他适时地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反对“密奏密批之事”的“可恶”典型。是否有确凿的证据已顾不得那么许多了，“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他的对杨名时的批判，关节之处竟都是“想其心中以为”、“且其意以为”以及杨名时“必欲”如何如何之类不能令人折服的诛心之论，也就不难理解了。况且，此时——雍正四年十一月——雍正对杨名时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了，所以雍正才第一次向全国臣民宣称杨名时“怙恶不悛，大奸大诈，全无人臣之体，甚属可恶！”正如雍正后来对鄂尔泰所言：“杨名时大可恶人也”，“五年来朕以至诚格之，奈伊狼子野性，毫不知感畏”（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一册，第860页。），拿这样一个东西作*批判的靶子，还有什么可顾惜的呢？

这里还有必要说明一下，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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