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个*机构的历史作用，最重要的不是看有关的法规或制度，而是要看它在*运行中对权力分配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如前所述，内阁在清初并不危及皇权，因此，军机处的创设不可能是针对内阁而采取的一项精心的*举措。至于清初拥有一定实权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权力在不同时期消长不定，不可笼统言之，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入关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日渐削弱，到康熙中期，议政已经变成了徒有其名的虚衔（康熙三十六年康亲王杰书去世，议政王大臣会议一度成为议政大臣会议，此后在清朝*中不再发挥重要作用），当时真正能参与军国机密的是皇帝器重的亲信大臣，而不是某个固定的机构。降及雍正初年，迫于严重的帝位合法性危机，雍正采取断然措施，以严猛为政的方式将专制皇权推向登峰造极。到雍正五六年间，雍正帝位已经非常巩固（即“人心共知儆惕矣”，“众人悛改之象与朕期望之意相符”〔35〕），这时，许多能保证皇帝独裁统治的制度和措施（如奏折制的广泛推行、厉禁朋党、任用亲信参与决策等）早已付诸实施，对君臣权力分配，迟到的军机处已经不可能提出实质性的新内容，因此，军机处的产生，不是因为皇权受到威胁，也不是为了进一步强化皇权，而是对康熙以来，尤其是在雍正初年形成的皇帝独裁体制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