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联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61〕。显然，对专制独裁的长期维持而言，这种理论上的建设，要比普通的制度或机构建设重要得多，因为它在实际*生活中，经反复宣传和“教化”，会逐渐深入人心，进而成为一种难以违逆的*传统和习惯。
三是奏折制的广泛推广。臣僚向皇帝密疏言事，并不是清朝的发明，至晚在明朝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就出现了所谓的文渊阁银印，它赋予亲信重臣以密疏言事，章疏直达御前的特殊权力，即文渊阁印“自宣德中特赐，凡机密文字铃封进呈，至御前开拆”〔62〕，“上有密旨，则用御前之宝封示，下有章疏，则用文渊阁印封进，直至御前开拆”〔63〕。降至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这一制度仍被遵行。像当时嘉靖皇帝出巡时，特令留守京师的大学士：“宫中消息当密疏奏闻”〔64〕。银印密疏权在当时被明朝官僚视为一种值得炫耀的莫大荣誉。如大学士夏言得罪时，曾苦苦哀求皇帝“免追银章手敕，为子孙百世荣，词甚哀”〔65〕。清朝奏折制和明代的密疏制在形式上是极为相似的（均系密疏言事，直达御前），至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承继关系，现在已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至晚在顺治时，奏折就已经出现，而且“奏折”一词也开始见于时人的文书记录。如：顺治皇帝在十三年六月曾专门为进本一事颁发上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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