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任何制度、机构、历史事件的社会影响都是复杂多样的，在任何情况下，历史演变的真实效果与当事者的主观动机都会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有时甚至朝相反方向发展，因此，对军机处这样一个存在了近两百年之久的*机构，治史者不应仅仅依据时人对其创设初期运行情况的初步印象（特别是赵翼、王昶等人的部分记录），而简单地得出全局性的历史结论。事实上，对军机处强化皇权的作用，我们不但不宜过分强调，而且应充分重视其负面影响。 

首先，在用人上（其实质是授予或分配*权力，这是实现*控制的关键），在军机处设立以前，皇帝挑选亲信顾问应对，参与决策是非制度化的，选谁不选谁，没有任何条件限制，没有成文的标准和硬性的规定，一切但凭皇帝之好恶，入选者既可能是明珠、李光地这样的高级阁僚，也可能是张英（四品）、高士奇（六品）这样的中低级官员，皇帝真正独揽了用人大权。军机处出现以后，这一传统被改变了。尽管军机处原则上用人“唯用亲信，不问出身”〔37〕，但既然作为一个正规的决策和协理机构出现，它就必然逐渐形成一套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章制度，这就或多或少地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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