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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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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45: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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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皇帝的用人权。比较典型的如：在军机处出现以后，入直军机，参与机密重务的大臣资格，在官品上有了明确规定，这就是必须在三品以上，军机章京则只能从四品京堂以下的官员中选择，这就限制了皇帝选用亲信的范围〔38〕。而且，皇帝对军机处的人事安排也并非像一些史书所描写的那样享有全权，以军机章京的选用为例，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以前，军机章京均由军机大臣负责挑补，皇帝并不过问，因军机处的“领班”，即所谓的“首席”、“首揆”或“首枢”必须由内阁大学士担任，故内阁中书得以长期垄断军机章京的职务〔39〕。就是职位最为重要的军机大臣，皇帝在选用上也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顾及社会舆论、臣工态度等多方面的因素。像乾隆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二人自恃雍正宠臣，“暗结党援，排挤不睦之人”，乾隆虽然知之甚悉，但只能曲加包容，不但不能将其赶出军机处，而且一直让其担任军机处首枢职务〔40〕。再如，乾隆中期大学士于敏中交接宦官，“暗为招引”亲信，“潜受苞苴”，乾隆却因“军机大臣中无老成更事之人”，而不得不让其继续“侍直枢廷，承旨书谕”，结果于敏中任首席军机大臣直至去世，以至后世有“金坛秉政”之称〔41〕。
其次，军机处设立以后，清廷固有权力分配体制发生了微妙变化，其最明显的表现是入直军机处的大学士对朝廷决策影响力有所扩大，这就有可能给专制皇权制造出新的异己力量。由于入直军机处的大学士不是受皇帝特殊信重者，就是位望甚隆的老臣，他们既处理内阁事务，掌管票拟，又参与机密，协理军国重务，其权力与地位和顺康时期的大学士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故《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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