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康熙四十七年皇太子被废，其宝玺必为礼部收缴归库，但不至于马上销毁，因为康熙并废除明立太子之制，而且为再立皇太子处心积虑。旋于四十八年，康熙又复立允礽为太子，“三月辛已，以大学士温达、李光地为正使，刑部尚书张廷枢、都察院左都御使穆和伦为副使持节，授皇太子允礽册宝，复立为皇太子。”70此次允礽复立所受宝玺或启用四十七年收缴归库的那方宝玺，或者依十五年定制重镌，康熙五十一年再废太子允礽，禁锢于大内咸安宫，皇太子宝亦再次夺回收缴。纵然康熙为册立太子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但其内心深处并未摒弃立储嗣位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思想,他仍然希翼国主健在，储位厥定。在没有康熙授意的情况下,礼部断不至于销毁皇太子宝。

至胤禛嗣位后，由于他制定了秘定立储制而取代了明立太子制，尽管建元仍即立储，但由于太子身份不公开，自然不行册封之礼，因而留存皇太子宝已无实际意义。再者，胤禛在康熙朝对皇太子之位觊觎已久，只是较其它诸皇子所为更为障人耳目，隐而不明。然太子之废而复立仍属允礽，再废之后储位虑悬仍未能得，“皇太子宝”终不为已所得。因而，以胤禛之心态及为人为政之方式，在即位确立秘密立储制以后，销毁既无实际意义，又令其“憎恶”的允礽所持之物——“皇太子宝”十分可能。

尽管乾隆帝于六十年九月公开永琰为皇太子的身份，但却不曾见官书记载行册封皇太子之礼。因为乾隆公开永琰为皇太子，旨在宣布其禅位与太子即位的具体时间，并非旨在确立皇太子的身份。乾隆六十年九月“辛亥，上御勤政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入见。宣示恩命，立皇太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于明年丙辰建元嘉庆元年。”71这种宣布皇太子身份与历代王朝封皇太子为储君却不能预测何时嗣位不同，由于嗣位时间的不可预期，因而必须在册封皇太子时授以信宝。所以可以断定，乾隆六十年公布永琰为太子并未镌制皇太子宝。即使退一步说，乾隆六十年为永琰镌制皇太子宝，也必然按制而行，镌造金质蹲龙钮满汉文玉箸篆的皇太子宝，而絶不会是前面所述的那种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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