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
四川在籍前任詹事府右春坊右赞善赏加五品卿衔李惺，于咸丰十年（1860）六月被任命为团练大臣，仅仅一个月后，即以“年近八十，精力过衰”，“咸丰三年曾经保举办理团练，迄无成效”，“劝捐往往押比勒追，徒饱私囊，入则以多报少，出则已少报多，种种弊端，无裨实用”被裁撤，所有四川督办团练事宜转而“责成该省总督藩臬督饬各州县及各属绅士”办理[62]。
浙江在籍前任漕运总督邵灿，于咸丰十年（1860）五月被任命为团练大臣，五个月后，亦以本籍大员听信劣绅等怂恿，擅受民词；其下属绅士福建候选同知陶庆章等“日索供应”；其下属绅士江西候补知县陶庆淳、候选通判孙长生“因勒索鄞县供应银一千两未满所欲，辄将该（知）县家丁痛加詈辱；先后借用宁波饷捐、余姚亩捐及绍兴等处各捐款数盈钜万”；“依势把持、挟制官府”，入局未久，各摊厚资，“收受民词”，“高下其手”，并于“周陈氏追租威逼柳贤英身死一案，辄令周陈氏出钱一万二千串，转求销案”等，被裁撤。“所有浙江团练事宜”“照陕甘四川章程”，责成浙江巡抚王有龄督办[63]。
于是，《东华续录》有载，咸丰十一年（1861），内外大臣交相上疏：“乡团之设，原以百姓之财力，卫百姓之身家”，果能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即以举、贡、生、监便足以统领之，没有必要派大员为之督率。“若必以大僚综任之，帮办司员分理之，是督抚之外又设督抚，僚属之外又增僚属，徒滋纷扰”。自上年河南办团后，各省团练大臣纷纷四出，虽然四川、浙江旋即裁撤，但直隶、山东、江南、江北等处仍归团练大臣办理。这些团练大臣、帮办人员“假公济私，百端纷扰，或逼勒州县供应，或苛派民间银钱，或于官设捐局之外，团练再设捐局，或于官抽厘金之外，团练再抽厘金”。且“江北江南所办乡团，自上年至今，未闻有团练大臣收复一州一县者，徒以骚动天下，无益有损”。他们力主“将团练大臣分别裁撤”，“其各省州县距贼较远者，停止办团，以安民业；其距贼较近之处，仍责地方官切实办团，而以本省督抚总其成，庶事权不至纷歧，商民可免滋扰”。他们认为还是应该恢复以上层政权为主导的双重统治的格局与秩序。
问题又回到了起点。上层政权还能在双重统治格局中发挥主导作用吗？
咸丰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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